你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谁才是正确的？

1. 你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谁才是正确的？

王安石希望创新，司马光乐意守成。而变法这件事，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一、性格决定命运，智商不如情商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正是我们课本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吗？没有错了，今天来分析这两个争了一辈子的人，虽然是现代人的眼光，更客观中肯也是事实。首先这两个人的性格不同，所以他俩的思维模式也是不同的，围绕着王安石变法，两人针锋相对，各有各的理由。就说著名的“青苗法”，王安石的意思是由政府拨出专款，贷款给农民，利息是两分，每年分两次还贷。理论上来说，农民通过低息贷款，能够采购秧苗等来种植，可以避免民间的高利贷；政府也能因此获得一定的利润。听上去如此美妙的大好事，难怪连宋神宗都喜笑颜开。可是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事实上果然同司马光的预见一样，好好的政策到了地方上就走样了，贷款变成了摊派，利息也水涨船高，大大高于两分利，农民当然怨声载道。
二、变法需要环境支撑，历史没有为王安石准备好成功的基础三观不同是做不了朋友的。司马光为人处世灵活世故，王安石坚持己见相当固执。课本告诉我们，“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改革的关键，因为有了司马光千方百计的阻挠，才导致变法失败。事实是这样吗？北宋这只大船到了宋神宗的时候，早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见招拆招，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王安石的改革是让宋政府脱胎换骨，而脱胎换骨是需要有坚实的基础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当条件尚不成熟时急于冒进，变法失败被司马光一语成谶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好的思路和想法也是需要大家来磨合的，纸上谈兵的路永远都走不通。王安石秀才谈兵，始终只能是个泡沫般的理想。

2. 司马光与王安石成为政敌的原因是什么？

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很不对的，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的方面的同时，也反对了王安石的积极方面，这就导致了他们成为政敌的原因。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却拒不接受，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也不对，两位本来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固执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损失。

3. 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对谁错?

说到王安石和司马光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让大宋帝国，轰然倒塌的罪魁祸首党争。文臣与文臣之间拉帮结伙形成团体，因政见不同相互勾连落井下石，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也要让对手下台。

那本该是一个最好的年代，皇帝不怎么管事情，真正的实现了孤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承诺。有点类似于外国的元首制度，但有点不同，因为外国的皇帝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中国的皇帝有，但这个有没有都其实差不多，因为皇帝真的是不管什么事情只做一个居中调解作用，在大致上都会听从文臣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相对于很多皇帝独断专行的年代，宋朝真的是士大夫的天堂。而是由于经济繁荣的原因，整个国家的实力都比历朝历代要丰厚很多，整个读书人群体都因此受利，只要能混上个正经的管府认可的士子身份，就可以拥有一定的福利，可以吸纳一些人帮自己做事，可以脱离劳动，专心读书。

这造就了在宋朝时期，读书人群体空前庞大，但正是因为读书人的高福利拖动了整个社会发展。致使朝廷在税收这方面，因为读书人群体的增长而不断的减弱，而随着读书人群体的增加侵占政府利益的事情越来越多，导致民富而国弱这种情况的发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王安石开始变法，，王安石变法是有收益的，让国库充盈，让往后的继任者败了10多年，还没有败完，但是他高估了最基层官吏的素质。
有一些政策本身是好的，但是因为执政人员的素质低劣，反而会对百姓造成更大的伤害。虽然王安石变法针对的是大量的官僚集体，但是在有生人员的因势利导之下也影响到了普通群众，民怨激愤之下，王安石轰然下台。

不得不说，自此之后，有了王安石的例子在前面再也没有人敢谈新法，再也没人敢谈变法，大宋王朝，错过了最后可以完成自我救赎的机会。
但要说到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对谁错，我只能说他们两个人都错了，也能说两个人都没有错，王安石变法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但错在执法人员素质太低。司马光过于守成，不想变法，这个也是不行的，没有变法，国家就是一团死水，等于慢性死亡，最终宋帝国的结局证明了一切。

4.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反目？

　　因为变法，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变法派。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5.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石也说，自己与司马光“商议事情时常有分歧，是因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见他们的分歧，最初是源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传统保守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而慎重不足，在变法中有时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误，同时也用人不当，如对吕惠卿这样的人就缺乏全面的了解、考验。

6. 在真实历史上，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真实历史上，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的关系是怎样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改革者，他在新宗朝推行变法，改变了北宋软弱的现象，为国家注入了新的生机。新皇帝也成为自太祖、太宗以来最有可能的一代帝王，但由于各种原因，加上王安石罢工相、新宗去世，既不能变法，又随着保守派的回归，改革工一败涂地。
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惺惺相惜的支教。因为变法，两人反目成仇
王安石曾两次罢工，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首次罢工。改革从熙宁两年(1069年)开始，经过熙宁七年、已经五年、五年的实施，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国库日益富足，国内局势稳定，保守派也在肆虐。

而且，根据小河湟战争、历史资料，“行军50 ~ 4天，得州数千八百里，得州数五，斩首数千级，牛、羊、马数万人。左干彦医生，进入丹明传学士。7年，立朝，又给了政治战学士，我的崇仁房。”熙宁6年，王韶行军800里，收复梧州，斩杀敌人数千人，是一百多年来北宋最大的胜利。
这场胜利的功劳应该归于王安石。王晓是通病队长，但改革的目的是收集军备。有钱才敢打仗。不然根本打不起来，也谈不上喜河开辩。青苗法、保甲法、豁免法、施怡法、保魔法、放电菌税法等都在正式进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新法能够持续推进，就很有可能成功。偏偏王安石在这个时候罢工，新法暂时废除，给改革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王安石在改革日益鼎盛的时候突然卷入罢工？

熙宁7年来干旱再次来临，在生产力不太发达的北宋，这种现象很常见。但是要给当时迷信的宋朝人找理由。史料写道：“七年春天，天下久旱，饥民漂泊，帝王愁成脸色，大北哀叹，法道穷者皆欲伤。”
新皇帝看到干旱蔓延，老百姓吃不到东西，开始怀疑自己。我们现代人似乎与自然灾害和人没有任何关系，当时宋朝也没有工业污水、垃圾填埋、污染恶劣等问题。新皇帝左思右想，能与干旱相关的只是改革，改革导致天怒怨恨，才能让天因干旱而惩罚世界。
偏偏一个名叫政协的小官员画了《流民图》相宿，给皇帝画了各种遗民的人物图案，这奇妙地展现了老百姓极度痛苦的状态。在这双重打击下，新物种决定废除新法，官员们吸引了旁观者。仔细分析一下，改革时发生了自然灾害，是不是不改革就不出现了，过去黄河改变方向，洪涝灾害都是人为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惺惺相惜的支教。因为变法，两人反目成仇
当然不是这样。因此，新物种陷入了思维的怪圈。因为是为国为民的好皇帝，所以徘徊中最终废除了新法。

新宗与英宗不同。宋英宗助手是一位非常不正统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不崇尚孝道，对种族和赵太后不敬。新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皇帝，对赵太皇太后也很孝顺，赵太皇太后属于大人，大人说的话，新宗多少也得听。史料写道：“我听说民间很苦很清秀，帮人服兵役，该收手了。”安锡成有才学。但是怨恨者很大众。皇帝想节约保育。不能暂时不出去。
赵泰皇太后对申宗说。“听说用青苗法等新法老百姓很难受，应该废除。王安石虽然就读，但反对的人太多了。如果皇帝真的喜欢，可以先解除职务，等一会儿再招募。
奶奶似乎在教育孙子，但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这相当于外戚与共。宋朝绝对不能起床。唐朝朱正是新皇帝，完全没有奶奶说的。新种出于孝顺，没有多想，但对他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所爱的人的意见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新种本身就欠奶奶的债，更使他无法入睡。
这是王安石罢工的另一个原因。赵太后的一句话可能是压垮新物种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保守派就没有停止过。是利益决定。改革必须看到血。会感动很多人的利益。因此，包括文彦博、韩琦、司马光等在内的保守派一直反对。事实上，在所有新法律的实施中，王安石必须与反对派进行较量。
历史资料中写道：“御史重胜楼论安硕的十大过失，皇帝指教，安硕推荐吕公的大作。”韩琦谏官疏，皇帝认知，想从中去，求安西。司马光答朝、“师父沸腾，黎民骚动”这句话、安石愤怒、项庄自觉、狄顺达辞世、吕惠庆、韩长都劝皇帝留下来。“韩琦、司马光经常说疏弹劾王安石，变法没用。

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因为变法，两人反目成仇。有一次，他俩在宋真宗面前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他们的矛盾集中在“利益”一词上。王安石认为，这是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收入不足，缺乏管理钱的道路和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指责王安石称之为理财，但不是苛责国民财富，与国民争夺利益，而是要更加科学合理地分享社会财富的“蛋糕”。保守派力量强大，手下无数人总认为要除掉王安石，但改革的重点不在于王安石，而在于新宗皇帝。只有新皇帝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王安石才会无用。否则一切都只是空想。在反对派的叫嚣中，新皇帝总是动摇，因为皇帝本来就不是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
经常皇帝动摇，然后王安石制造了非常困难的王安石，同时新皇帝也开始努力说服困难的嘴巴，进退两难。在众反对派的反对声中，新皇帝终于崩溃，新法暂时废除。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王安石？
王安石在官场徘徊数十年，知王道不知权变，民币不懂“官箴”。变法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最终他犯了公众的怒气。
新宗皇帝是好皇帝，全心全意为国家辛苦了一辈子，但新宗皇帝也是优柔寡断的皇帝。他因想兴盛国家和安抚人们的矛盾而痛苦。(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希望)新法废除后不久又恢复了，但王安石离开权力核心，给改革派带来沉重打击，改革步伐缓慢，荆棘丛生，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7. 王安石与司马光

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可谓相爱相杀。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

8. 司马光和王安石

最近在听大宇说书《话说宋朝》。故事很精彩，说书人也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把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说得是跌宕起伏，妙趣横生。但今天先不论这些，先说说书里面的两个人物，司马光和王安石。
  
 但凡上过小学的都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赘述。知道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的人也不少，再不济，百度一下，很快就知道司马光何许人。
  
 百度人物简介是这样说明他的成就和人品的，这也是我们在课本或很多课外小故事里看到的差不多。但在《话说宋朝里》，作者通过一桩桩一件件的具体事例深刻剖析了那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司马光，这和百度给予他的评价有着较大的出入。
  
 让我们再看看王安石何许人也，上完初中的朋友也应该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但这也是课本书里的一个说法，按《话说宋朝》说法又不一样。实际上王安石变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而是因为司马光才让变法从成功变为失效。注意，这里我说的失效而非失败。
  
 王安石两度拜相，每次都为推行新法鞠躬尽瘁，他和宋神宗推行的新法历经十五年，为民广开财源，为国库充盈粮晌，为南疆北域开疆拓土，在宋神宗年间开创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因为新法触及了当时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宋神宗一死，新法和王安石一同遭到了以高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的抹黑和拆台。
  
  
 司马光是个伪君子真小人，为了党争，为了一已私利，视新法带给国民确确实实的好处而不见。就算原来与他一样反对新法的苏东坡摆事实，举例子，说明新法推行以来的种种益处，他也不为所动。一心只顾及自己阶层的利益，不惜毁坏刚去世的宋神宗法令，不惜割地赔西夏，不惜抹黑王安石的个人声益，借由他当红的身份，撰改历史，颠倒黑白，实在令人不耻。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党派之争，政见不同罢了。但作者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司马光不是为了公事公办，而是有泄私愤的行为在里面，这着实与他的大家大儒的身份极为不符。
  
 司马光有才不假，他写的《资治通鉴》放到今日仍不失为古今难得的历史巨著，世人皆把他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相提并论。但细细推敲，他的风骨却与司马迁有着天渊之别。
  
  
 司马迁一生刚正，写史写实，无惧汉武帝威压，据实写史，敢于写同朝史实。而司马光做人足够圆滑，做官如是，写史亦如是。他只敢写北宋前的历史，到赵光胤建北宋后丝毫不敢提及，这跟他一贯的为官手段是如出一辙。
  
 作者总结了一句，有才的人不一定都有德，有大才的人一但失了德，对社会破坏性更大，历史如是，现代社会亦如是。